五行是公历还是阳历？
农历，也称阴历，是以月亮盈亏周期确定的，所以只能描述二十四节气中满月和缺月的日期，而没有确切的时辰。 干支纪年法是黄帝时代开始使用的，在殷墟甲骨文中有所反映；它以立春作为一年起始，与现在农历大月30天、小月29天的计算方法一致（闰月不计入干支）。
到了西汉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为了确定节气的日期，把节气划分为二十四个阶段，每个阶段对应于地球在公转轨道上的一个特定位置；这时采用的是“置闰”的方法，每19年设置7个闰月，平均每年的月份数为365.25。
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东汉官员刘振上书建议用加严酷刑罚来禁止民间计算天文日数，因为当时人们已经掌握了一些关于昼夜时刻的计算方法[1]；这时的节气已经同现代的春分、冬至基本相同了。
魏明帝太和六年（公元232年），由皇甫谧撰写的《帝王世纪》中，首次完整地记下了黄帝到魏晋历代皇帝每年立春节气所在的干支。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有确切记载的古代“公历”。
隋朝建立后，文帝开皇三年（公元583年）下令修志，规定一甲子为60岁，每一太岁皆有名称，并规定其相应干支。这样，不仅年月日起讫有严格的规定，就连昼夜时刻也有了准确的记载。唐代沿用这一制度。宋元时期，中国北方少数民族辽国、金国相继兴起，由于中原政权交替，史籍残缺，这段时期的干支紀年法便无法详细考究。
明代嘉靖年间，世宗朱厚熜认为自己的生辰八字不好，想借助道教方术改变运气，便派太监前往云南铸币。太监们依风信和干支的变化，在铜币上铸上方形符号作为标记，用来占卜算卦。后来宫中宦官纷纷仿效，此风遂盛。
二十四节气确实反映了四季的循环，在气候的实质上，反映的是天文(日和地)的关系，而非五 行之说。
中国阴历置闰的方法是以月为基础，故每月平均为 29 日半， 12 个月为 354 天或 355 天，而回归年每年都不一样，长短相差约 20 分钟，近于 365.2422 天，两者相差约为 11 天。因而如果按月置闰，则每年春分的日期都要比上一年早 11 天。照此推算，经过 16 年以后，春分就移至 2 月份，再经过 200 年，春分就移到 10 月份去了。可见，必须用闰月的办法，把节气与月份尽量对应起来。置闰月的规则为;“ 无中气之月，置闰即以闰月前一月之名，冠‘闰’字”。所谓“中气”是指每个节气前加上“惊蛰”二字，如雨水是惊蛰前的中气。如果一个农历月中没有中气，便定为上一个月的闰月。依此方法，闰月可能出现在一年的任何月，也有可能连着 2 年有闰，也可能一年或两年没有闰月。
二十四节气的来历
据记载，我国在公元前 1000 年左右的西周时期就有了“以殷仲春月为孟春，殷仲夏月为孟夏，殷仲秋月为孟秋，殷仲冬月为孟冬”的记载。殷代一年为 12 个月，大月 30 天，小月 29 天，大、小月各 6 个，每年为 354 或 355 天。可见，在殷代已有春、秋的初步季节的区分。孟春、孟秋是指“建寅”、“建戌”，中春、中秋是指“建丑”、“建酉”，仲春、仲秋是指“建亥”、“建未”，而孟夏、孟冬则指“建巳”、“建子”。但季节时间与现在不同，如孟春(建寅)相当现在农历小暑前后的 7 月中、下旬;中春(建丑)约在现在的夏至日前后，为农历 7 月中旬;仲春(建亥)在春分前后，为现在农历 2 月中旬。在当时，人们已开始注意到节令对于农牧业生产的重要影响。《尚书·召诰》中，有“农殖抛，曰辟历(获稻);三月既克，农百谷惟草木稚;四月，麦秋至”的记录，说明在 2700 多年前的西周，人们已注意到小麦和高粱、青稞、粟的生长发育的动态和稻谷(稗)成熟的情形，也把小满后的阴历四月称之为‘麦秋，，并有“三月”、“四月”、“五月”的叫法。商周以来，我国进入奴隶社会，农业、畜牧业及手工业都有了很大发展，天文历算知识也有显著进步。当时人们已能观察到太阳一年内的运动周期(冬至到夏至再到冬至)，用圭表测日方法测量确定了夏至、冬至日期。用圭表测日方法测得两地在两个节气的日影长短之差，就可以推算出两个节气之间的时间间隔，通过计算确定节气的日期。春秋时期已经正式宣布有了二十四节气，(春秋 一书是孔子所作，是周代历史书)那时人们已测定出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八个主要节气，称为“八节”。如《左传·昭公十七年》中记有：“日月之会是谓辰，故有小大月焉。聚于十二州，州有十，有十辰，故有闰焉。羽犹节也，节有长短，故有所短羽焉，聚羽乎州，宿(肃)而行焉，所以纪月令也。”又如《左传·昭公二十一年》有“季氏以小薨在前……八月辛卯，公薨。子服景伯曰：‘九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卒，灵星见，弗王，君故不举焉。’《太誓》日：‘民不失其所，不飞辰不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