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何时进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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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时期,马和马车就出现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也”; 《礼记·檀弓下》篇载有春秋时宋国司马华椒乘轩辕之马; 战国时代,燕太子丹在咸阳遇秦王政(即秦始皇),迎送均以马车为礼; 秦统一六国后,建立了直属于皇帝的马厩——尚方,专门饲养御用马匹。

秦始皇陵出土的青铜饰牌上,刻有“骖乘”、“骖驾”字样来象征帝王的专车由四匹马驾驶。 “驾车”二字通假“驾”,可见汉代还保持着秦代的用车习俗。 汉唐时期,骑兵开始大量使用马来加快行军速度或运送物资。 马镫的出现改变了中原汉族人骑术不精的问题。 东汉崔寔所著《政论》中提到“马步战之术,又非一偏之巧而可轻视也”,说明当时步兵与骑兵相配合作战。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冲击,汉人开始向江南迁徙。南方原有的土著文化开始与来自北方的文化融合,马文化自然也在这里生根发芽。《南齐书·孝义传》记载河南人张猛“少善相马,卖于江东,每相得必言其贵贱、疾徐、刚柔,虽不见马,言无不中。”说明江南地区相马之风盛行。

另外,这一时期的战争形态已以骑兵为主力部队,因此相马之法也在发生变化,更趋注重观察马的神态动作。东晋大将祖逖北伐,因为看中了石勒手下一名骑兵所骑之马的骏逸,想要用重利收买,可是这名骑兵却声称此马“虽有逸气,而蹄痕不长,岂能千里?”拒绝交易。后来果如所言,这匹马奔袭百余里后力竭而亡。可以想见,当时的相马已经相当专业。 唐朝建立后,西域归属唐朝管辖,大批少数民族人口迁入内地,包括大量的马种。安史之乱后,由于战事频繁,北方马种受到突厥骑兵的冲击,品质退步,而来自西域和马西亚的进口马则性能优良。据唐代段公路所著《北狄志》中记载了唐武德九年(626年)李靖攻打突厥时所得的名马“特勒骠”和“青骢”,据说“特勒骠”身披朱砂斑,毛色黄里透红,是难得的良驹。

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中记载“北人(金国)马多善走,每行千五百里昼间不过半日,夜间亦行二三程。”北方马种的快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金灭辽后,将辽地大量马群尽数驱逐南下,迁至河北等地放牧。 蒙古崛起后先后攻破金国和华夏,俘获大量马匹,蒙古军中的重装骑士大多披挂锁子甲,高帽窄袖,骑着高大的欧洲纯血马,指挥军队冲锋陷阵。这些骑兵不仅作战能力超强,而且对马匹的保养也十分重视。

元朝末年,红巾军领导人韩山童、韩林儿父子自称为汉朝后裔,把蒙古人赶到草原,并推行汉人传统的儒学教育,使得马文化渐渐淡出了汉人的社会生活。 但到了明朝中后期,由于北方蒙古族瓦剌部势力的增长以及明蒙关系的紧张,马文化又在汉族社会中复兴起来。当时汉族官民从民间广泛购买蒙古马和乌珠穆沁马,这些马具有体格高大、耐寒不耐热、耐力差的特性,很适合在华北和东北地区放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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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山西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晚期的遗址中,曾出土一段家蚕茧,这说明在中国中原地区,至少在5000年以前就已养蚕了。西周早期,养蚕、缫丝、纺织已发展成为社会重要的手工业部门,周王室设有典丝之官专管桑蚕生产。西周冶铁业发展起来以后,便利用当时比青铜刀剑更锋利的钢刀破桑为丝。

桑根皮及桑枝皮也可入药。桑叶不仅为蚕的天然饲料,还可用来酿酒。

由于养蚕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桑树的栽培也随之日益广泛。从商朝开始,桑的栽培已北扩至山西,河南北部和河北南部,秦汉时代桑的栽培区向北推展到今辽宁朝阳一带,而甘肃的最西端和新疆的东部也已开始进行零星栽培。在栽培过程中,人们总结出了不少经验,如汉代不但会“种桑必椹,种柿必跪”,而且已经懂得了“不时不生,不男不雌”的异花授粉的道理,即“取桑东南雌,柿西北雄,无雌雄不可”。

南北朝时,北方桑农已懂得把桑条扦插到小坑中的“曲插”技术,以及“以小斧刮去粗皮,然后用牛粪壅之,则来春条荣实”的保护和施肥技术,说明当时桑的栽培管理水平已达到相当的高度。

桑树不仅是蚕和人的粮食、衣料和药物,还有固堤、绿化、防风、保持水土以及饲喂家畜的作用,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很早就受到人们的重视而列为“五谷”、“三时”、“三禾”和“四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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