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扩大信贷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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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个不太能被接受的答案,中国的经济增长其实是建立在负债的基础上的(而不是所谓的资本积累)。改革开放以来GDP的年均增速为9.8%(1978-2016年),而全社会资产负债率的年化增幅却高达15.4%! 什么是资产负债率呢?简言之就是债多高!在现有的金融体制下,银行贷款其实就是有利息的债务,央行给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其实也只是银行存款的一部分,还有很大一部分以贷款的形式发放出去。也就是说银行贷款其实就是企业、政府等融资方借入的资金。这些资金最终都来自央行,只是由商业银行充当中间人的角色罢了。所以提高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实际上就等同于增加整个社会的借贷需求与供给;反之亦然,降低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也就是在减少社会借贷的需求和供给。

现在的问题是,随着经济的增长社会总债务水平持续上升,另一方面则是社会财富再分配的过程,富的人越来越富,穷的人越穷(比如房地产所有者往往拥有相对较高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从而提高零售额)。为了维持稳定的经济持续增长,就必须保持社会总需求的稳定,同时为了促进分配公平,又必须增加中低阶层的购买力(税收政策,财政刺激)。然而中国目前的情况是政府和居民(主要是房地产所有者)的负债都已经在高位运行,继续增负空间已经不大了——这从各地的城投平台和房地产调控的艰难就可以看出来。

既然政府和居民都已经没有太多的负债空间了,那么只好扩大企业的信贷规模,这是目前惟一可以扩大的债务主体。这里需要提到的是近年来国企部门在利润率和财务约束方面都有显著改善因而扩张的空间也很大,而且作为国家信用背书的企业债券发行也在加快(这同时也变相增加了银行的负债)。因此可以说当前是中国政府和企业联合加杠杆的时代,这种依靠信用创造需求的模式有着巨大的泡沫风险,一旦信用紧缩,风险将会迅速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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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历史角度看,1978年之后的中国经济实际上是以改革为名义的赶超战略。为了以更少的成本推动高速经济增长,中国政府选择了牺牲初次分配收入的公平性以换取高储蓄率、牺牲公共服务和公共投资的均等化以换取地区间生产率收敛的经济发展战略。

但这种“非均衡赶超”所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和社会矛盾正在日益累积,已经达到了阻碍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程度。因此,无论是国际经验还是理论模型都提示我们,必须在维持增长目标的同时,加大收入再分配和基本公共服务、公共投资的均等化力度,以“维稳”和“补漏洞”的形式实现均衡的高速度发展,这才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

这一转型趋势表现在金融上,就是“非均衡金融和均衡财政”向“均衡金融和非均衡财政”转变的过程。如果说以“出口导向”为主的战略是“非均衡金融”力量主导的话,以“内需导向”为主的战略就是“均衡财政”力量主导的。以“非均衡金融”力量为主时,由于外需的拉动,收入分配失衡矛盾尚未激化,因此“均衡财政”力量相对孱弱,“非均衡金融”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可压制“均衡财政”力量的发展。但是,一旦“非均衡金融”力量无法继续维持经济增长,而收入差距积累到社会可容忍的极限之时,“均衡财政”力量就会占据上风,成为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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